目录现任洛阳师范学院校长简历 洛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书记 叶鹏洛阳师范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法学院院长 洛阳师范学院书记简介
姓 名职 务分管祥族部门时明德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主持校党委全面工作，分管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梁留科洛阳师范学院院长主持校行政全面工作，分管院长办公室、财务处。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负责宣传思想、统战、团学携宴脊、维护稳定和老干部工作等。任碧波洛阳师范学院纪委书记负责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分管纪委、监察处、审计处。项清焕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负责人事、后勤管理等工作张建森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负责新校区建设、保卫、后勤服务等辩渗工作宋文献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学生管理等工作潘留占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负责科研、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任碧波洛阳师范学院工会主席负责工会全面工作。
正厅级。根据查询洛阳师范改慎学院发布公告显示：该学院部属院校级别最高，属于正厅级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是一所省属普通高核让等改歼局本科院校。
1982年毕业于河困旅前南大学政治教育系，任教于信阳师汪清范学院。
1983年至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研修班学习。历任信阳师范学院政法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政法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主任。
1997年至2007年任信阳师范学院副院长。
2007年至2014年被省委组织部调任洛阳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2014年至今任洛阳师范学院镇嫌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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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洛阳学生不仅能在家门口接受意大利的高等教育，消滑到意大利攻读学位也将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有优势，这是记者在23日举行的洛阳中意科技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获悉的消息。签约仪式上，洛阳中意智慧城市研究院、都灵理工大学洛阳中意研究院、洛阳中意学院、洛阳中意艺术和设计研究院也揭牌成立。
每年将有500名学生公派意大利留学
签约仪式上，洛阳新区管委会、洛阳市教育局、都灵理工大学洛阳中意研究院和洛阳师范学院四方共同签署了《洛阳新区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洛阳师范学院和都灵理工大学洛阳中意研究院将共同成立中意学院。洛阳新区管委会将依托中意学院，每年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选拔500名优秀高中生和在读大学生进行资助培养。通过考核后，这些学生将被公派到意大利深造，进行本、硕、博等阶段的学习。
洛阳师范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李哲鹏介绍，项目学生的选拔培养分三种模式，详见后文。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位于意大利北部工业城市都灵，创建于1859年，是意大利最早成立的国立理工科大学，在欧盟理工科大学中排名第五，在意大利工程技术院校中排名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广泛声誉和威望，尤其在建筑设计、机械制造、电子通讯等工程技术领域占优势。
已有17名大学生赴意深造，英语优秀是前提
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时明德介绍，2011年，洛阳市政府与意大利档昌都灵理工大学达成合作协议，资助100名大学生赴意大利攻读硕士学位。今年10月，作为河南省与都灵理工大学合作办学的高校，洛阳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的17名学生经过严格的培训选拔，申请到了都灵理工大学“中国工程”计划的奖学金，目前已经在都灵理工大学进行本硕连读学习。
李哲鹏说，到意大利深造的学生采取订单式培养，由政府承担学费，根据洛阳市及新区发展需要选择专业，涉及建筑设计、机械制造、环境保护、电子通讯等领域，力图将其培养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洛阳国际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对于优秀的项目学生，洛阳新区管委会和市教育局不仅会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毕业后还会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申请公派赴意深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李哲鹏说，中意学院的教学遵照都灵理工大学的课程计划设置，英文教学占很大比重，都灵理工大学也是用英语和意大利语教学的。因此，学生必须通过雅思考试才能出国，英语优秀是前提。
项目学生选拔培养的三种模式
“1+3”本科培养模式
每年在洛阳市范围内选拔200名优秀高三在读生进入中意学院，按照都灵理工大学本科第一年的课程要求对其进行本科第一年的培养。达到考核要求后，他们将进入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或其他意大利优秀合作大学继续本科后三年的学习。
“1+2”研究生培养模式
每年在洛阳市及河南省内大学中选拔100名优秀大四学生进入中意学院完成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达到考核标准后，他们将进入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或其他意大利优秀合作大学继续研究生课程学习并获得研究生文凭。
“3+1+2”本硕连读培养模式
在洛阳师范学院及洛阳市高中选拔优秀在读大学生或高三学生拿蠢腊200名，按照都灵理工大学的课程计划，在中意学院完成3年的本科课程。达到考核标准后，他们将进入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或其他意大利优秀合作大学继续本科最后一年的学习，获得本科文凭后，可继续在意大利完成研究生课程，最终获得研究生文凭。
近现代至今，著《中国音乐史》之学者前有叶伯和、郑瑾文，后有杨荫浏、廖辅叔等等，但独感于王光漏逗歼祈之《中国音乐史》（脱稿于1931年，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则是因为他终生不渝的爱国热情及科学的治学态度。王光祈（1892―1936）的音乐生涯是从1920年赴德国留学后才开始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抱着“音乐救国”的目的写出了约几十种音乐学文论。于1934年出版的以古代音乐为主的《中国音乐史》在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全书来看，著者是运用一种“进化”的观点来展开论述的，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写作体例。除“自序”及“编纂本书之原因”一章外，还包括“律之起源”、“律之进化”、“调之进化”、“乐谱之进化”、“乐器之进化”、“乐队之组织”、“舞乐之进化”、“歌剧之进化”、“器乐之进化”等共十章。其中“律之进化”、“调之进化”篇幅较大，论及乐谱、乐器，乐队、舞乐等次之，歌剧、器乐部分则较为粗略。在自序及第一章中，著者阐明了他写这本书的三条原因：一是“欲将整理中国音乐史料之方法，提出讨论”。二是“将中国音乐历史上之各种重要问题至今尚无圆满解决者，一一指出。……以待后人研究”。三是将个人的“零碎工作”及国内国外关于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联络起来，成为一种较有之音乐历史，以免各种材料散落在各处，为国内学者所不易收集”。其实，这只是著者写作此书的表面原因，究其根本，则是他为自己所提出的创作新国乐的三步具体做法中第一步所做的准备工作，即“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并指出由于国外藏书不多以及个人经济问题的关系，“其势不能详而且备”。希望“国内音乐同志能补余此种缺陷，再作成一部精而且详之《中国音乐史》”。也就是说，他面对写作的对象是一定的。因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著者尽可能详细地列出数据，有疑问的地方则清晰地指出来，以期继续研究。在整理过程中，他还运用了西方的音乐技术，如五线谱等。可以说，这是他身体力行地实施其创作国乐三步具体做法的一个实例。
在有关“乐律”的两章中，他首先提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论又次之”的研究方法。其写作过程则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在考诸正史，旁引专著，从大量的典籍中抽取可信的资料后，他列举了周、秦时期出现的三分损益律、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刘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律、隋唐五代刘焯、王朴所提出的律制、宋蔡元定的十八律，返冲至明代朱载�的十二平均律，勾划出历代乐律演变的概貌，并在其中融入了本人的见解。在引用典籍时，著者指出应有一定的限度，确知其可信指尘才能使用。这一点在他对“庖羲作五十弦（大瑟），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这一段进行质疑时已表达得很清楚。在论述十二律，引用明末朱载�《乐律全书》一节时，因“此种记载之根据，余至今未能寻出，故只好存疑而已”。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书中随处可见，很值得我们学习。另外，著者以其丰富的古代文献知识，把到东汉为止的早期律制加以先后排比校勘，重新以近代方法计算、分析，并列出了详细的数据，以便于人们研究查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历史文献中的难解之谜，不回避，也不怕失误，大胆提出假设。如他对《国语・周语下》里伶州鸠关于“金尚羽”等语的解释，提出“只‘宫角羽’三音，系有一定”的假想；对于《左传》《孟子》和《尚书》等所载“六律”，提出是六声音阶的解释；对于《战国策》中“引商刻羽，杂以清角流�”的记载，提出是高半音的解释等等。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在“调之进化”一章中，他选列了先秦时期的五音调与七音调、隋苏祗婆三十五调、唐燕乐二十八调、南宋七宫十二调、元曲、昆曲六宫十一调，以及二黄、西皮、梆子等调，叙述了我国古代调的产生、发展与变迁过程，并专题对《燕乐考源》中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对“起调毕曲”问题的看法以及宫调与某些乐器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另外，他还分别从张炎《词源》《新唐书》《宋史》、沈括《补笔谈》等书中，将历代宫调的正名、俗名以及工尺谱字诸项列为表式，以便学习者对照参阅。在中国古代宫调纷繁复杂、众说纷纭的情势下，王光祈能地梳理调式发展的过程，并辅以详细的解释，对当时国内的音乐学者确实是一大帮助。在他的论述中也有提出质疑的地方，如对燕乐二十八调的解释；工尺谱是由某种吹奏乐器所用之手法谱进化而来，是否该项乐器系来自异域，所有勾、上等字皆系胡音而译为华文？等等，这些尚待后人的研究。总体来说，他对于我国古代调式的发展线索所进行的探索，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乐谱”一章中，他列举了律吕字谱与宫商字谱、工尺谱、宋俗字谱、琴谱、琵琶谱等古代音乐谱式，并辅以板眼符号的讲解。在这一部分中，他运用了西洋的记谱方法，用五线谱把绝大部分的原谱译出并进行列举，使学习者能因谱寻声，听到历史上流传的一些曲调，如工尺谱《琵琶记，吃糠》，律吕谱《关雎》等。在谈到“板眼符号”时，因不能解疑，则敦促国内同志继续研究并一一列举注意事项，此种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在“乐队之进化”一章中，他没有采用我国古代的八音分类法，认为其有局限之处而采用西洋近代“乐器学”分类法，将乐器分为敲击乐器、吹奏乐器、丝弦乐器三大类，这也是他“西为中用”的实例。更为重要的是，他所著述的乐器，在解说的同时均附图式、名称，使学习者一目了然。这也是他在音乐史学中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但是，全书也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20世纪前后的德国，正是比较音乐学盛行时期，也是“欧洲中心论”思想蔓延时期，王光祈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洋一切皆好的思想，甚至在研究中国音乐时，也多使用西洋的音乐体制，没有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具体的行文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调之进化”一章中，他一方面提倡音乐史书要载“音乐调子”，但在自己的实际论述中又缺乏音乐实例，实是一大憾事。另外，书中后四章所写内容简单，给人以匆匆收笔的感觉。所写乐队只是古代几个宫廷乐队组织，舞乐只是列举了一些宫廷的歌，歌剧（中国戏曲）只是一个大致的演变过程，器乐则只提到两首“复音音乐”，这显然有使中国音乐简单化的倾向。当然，这可能与他在国外接触到的史料有限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在书中，他提到翻译琴谱一事时，谓是“个人情况万分压迫之下”所得之“小小结果”，从中也许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境况。
从严格意义来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并不能反映出中国每个时代音乐艺术发展的全貌，他的一些见解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也不能深入地加以阐述。然而，正像他自己所说：“倘吾国音乐史料有相当整理，则国内同志便可运其天才，用其技术，以创造伟大国乐。”这种救国救民的急迫心情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写这本书。也许他尚不能胜任，然而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即使有多大的困难，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无怨无悔。
重读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不由人想起他的一句诗“前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这是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心路写照，也是现今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士所应引以为观照者。
参考文献
1.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中、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
2.王光祈研究学会《王光祈研究论文集》（会议资料），1984年。
许康健 河南省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