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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后期，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如大臣伯彦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顷。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赵天麟元中统五年奏疏称：“又江南豪民广占农地，驱役佃戸，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 。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
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财宝美女，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现了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见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哀流民操》云：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隣。"）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会上流传着“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谣（”元末任非其人，酷刑横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由是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徧四方矣。见清·孙承泽《春明梦馀録》卷三十四） 。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四月,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至正十一年底,元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 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引起通货膨胀，最后到了"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惧不行”。“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贾鲁开河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刘福通是颍早戚州（今安徽阜阳）人，韩山童是河北永年人。两人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石人挖出，时机已经成熟。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并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韩山童发布文告让凳，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这次起义因事前泄密，遭到官府的围剿,韩山童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突围后把起义群众组织起来。一举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被红巾军击败。接着，红巾军占领亳州（今属安徽）、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人数已达十余万。
“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见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録》卷二十八 陶在记述了江阴地方“大姓”许晋父子组织义军配合官军坦睁旅对抗红巾军身死的事件以及杭州胡仲斌招募“恶少年”以“赤心护国、担杀红巾”为号而欲作乱被其叔告发到官的事件后，引用了这首扶乩诗，并说明“此扶乩语，验之今日果然”，似乎是在描述元末各种恶势力互相乱杀的情况）”反映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的政治理想。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
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属安徽）的芝麻李部、南阳（今属河南）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部等。
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北方红巾军从至正十五年(1355) 开始主动出击。二月，刘福通将韩林儿迎至亳州（今今属安徽）,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的革命政权。刘福通任枢密院平章，不久，任丞相。
应该只有火烧上方谷
火肆亩烧葫芦谷最早出现在很早的一篇作文里
原句是这样的：“能借来东风，为何算不到葫芦谷的那场雨，使他在那一刻锋雹闭输给了司马懿功败垂成”
真实并银裂没有这个说法
这是罗氏一贯出错的地方，即地名地理上的谬误。罗氏写司马老儿一家在诸葛亮六次北伐时，用计险被烧死於上方谷这个地方，后幸得天降霖雨，又有张虎和乐琳出战接应司马懿等，蜀军的马岱兵少，故魏军得以免难也。
然，据＜＜三国猛仔志绝迟＞＞的记述，说孔明六伐曹魏时，司马懿抓住蜀军远袭，粮草必定难以补给之困，采取以逸待劳之策。而诸葛亮意去速战，故在敌方之计下，遂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打持久战。双方对峙百余日后，诸葛亮毫无战机，不久就”卒於军”了。史书并无司马师和司马昭参加这次战役的记载并知李，而且东汉三国时期，并没有上方谷这个地名。像这种误名的情况，在中屡见不鲜，比如会用隋唐的地名代用到东汉三国时期，如有兴趣，可以去找沈伯俊先生的书来看，他专门做了这方面的校对。
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的。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诸葛亮传》、《魏书˙明帝纪》、《晋书˙宣帝纪》等孝枣迅史籍，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魏明帝明令司马懿坚壁拒守，以逸待劳，司马懿也自知不敌诸葛亮，故魏军虽然偶尔曾与蜀军交锋，但基本上却是坚守不出。诸葛亮屡次挑战，甚至命人给司马懿送去妇女衣饰，以图激怒之，司马懿仍不为所动。魏明帝又命辛毗为大将军军师，持节前往，禁止出战。两军相持百余日，诸葛亮始终未能与司马懿展开决战，终於因病重而死於五丈原。由此可见，《三国演义》第102回所写的蜀军兵败於渭桥、魏将郑文诈降被识破、司马懿被诱劫寨大败而回，以及第103回所写的火烧上方谷等情节，均属虚构。然而，作为家，罗贯中如果完全依照史实来叙述，那麼，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岂不是太平淡、太沉闷了吗？诸葛亮之死岂不也会因此显得黯淡无光了吗？罗贯中当然不愿这样。於是，为了圆满地塑造诸葛亮「智绝」的形象，罗贯中充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精心设计了上述情节。特别是「火烧上方谷」，先写司马懿仔细打听诸葛亮的行踪，直到他确信诸葛亮在上方谷后，又设声东击西之计，可谓十分小心，十分稳妥；然后写司马懿终究还是中了诸葛亮设下的圈套，只得在熊熊大火中抱著二子放声大哭，坐以待毙。这一生动而曲折的情节，再一次表明诸葛亮之智高出司马懿一筹，使其神机妙算又一次大放光彩。不过，蜀、魏两军相持不战的史实毕竟制约著罗贯中；特别是身为魏军主帅的司马懿，以后还有一系列重大斗争与功业等待著他（司马懿卒於251年），罗贯中不可能像对潘璋、麋芳、秦朗等次要人物那样，虚构其被擒被杀的结局。因此，尽管罗贯中可以虚构一场惊心动魄的火烧上方谷，让诸葛亮在斗智中再一次取得胜利；却又不得不安排一番骤雨浇灭大火，让司马懿父子死裏逃生，而让诸葛亮喟然长叹：巧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这个「天」不是冥冥中的上帝，而是无情的历史。由此可见，无论历史演义的作者有多少想象的天才和虚构的自由，在基本史实面前都会感到难以任意发挥的无奈！不管怎样，「火烧上方谷」这个虚构的情节大起大落，使读者时而紧张，时而兴奋，时而遗憾，情绪剧烈震荡，产生了很好的阅读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一情节与后面悲壮动人的「秋风五丈原」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为完成诸葛亮这个才华盖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英雄形象作了有力的铺垫，收到了很好的艺术岩衡效果。
